第七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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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茄头点头表示同意。“用荤油和肉烧的。”

上尉又看了看我们，他知道我们在想些什么。而且他还知道别的一些事，他是从我们当中成长起来的，刚来连队时还只是个下士。他再一次揭开锅盖，闻了闻。走的时候，他说：“给我也来一大盘。所有按份计数的给养都发下去。我们肯定需要的。”

番茄头还是一副傻乎乎的模样，而恰登已经开始围着他跳起来。

“这对你没有坏处!他只是假装整个军需都是他的。快点吧，你个老寄生虫，别数错了。”

“真该把你吊死!”番茄头吼道。他气炸了，这样的事情超出了他的理解范围，这个世界真难懂。似乎是想表现自己的不在意，番茄头还主动给每个人多加了半磅[2]人造蜂蜜。

今天可真是不错，甚至邮件也到了，几乎每个人都收到了书信和报纸。我们现在准备溜达去营房后面的草坪。克罗普手臂底下夹着人造黄油桶的圆盖子。草坪的右侧建了一个大茅房，是个加了顶的挺牢固的建筑。不过只有那些还没有学会活用身边物品的新兵才用茅房。我们能找到更好的替代品，比如四处散落着的小箱子。这些四边形的箱子很干净，通体用木头做成，四周都封好了，还有一个无可挑剔的舒适座位，侧边有把手，方便运输。我们把三个这样的箱子围成一圈，舒服地坐了下来。不坐上两个小时，我们是不会起来的。

我还记得，当我们几个还是新兵的时候，在营房使用公共茅房时的害羞心情。没有门，二十个大男人像在火车上一样一个挨一个坐着，一览无余——因为士兵们得时刻处在看管之下。

时至今日，我们不仅克服了那样的小害羞，我们还学会了更多。渐渐地，我们对许多不同寻常的事物都已经习以为常。

在室外如厕简直是种享受。我都搞不明白，为什么当初我们对此总是敬而远之，这其实和吃吃喝喝一样自然。如果不是因为上厕所对我们而言很重要，并且这是一种全新的如厕方式，或许都不值一提——对其他人来说，这早就是理所当然的事了。

士兵比其他任何人都要熟悉自己的胃和消化。一个士兵四分之三的词汇都源于此，不论是极度的开心还是深深的愤怒都能在此找到韵味浓烈的表达。其他任何一种方式都不可能比它还要简洁明了。如果我们回家也这么说话，家人和老师一定会大吃一惊。不过在这里，这是通用语言。

在我们看来，整个如厕过程由于被迫在公开场合进行反倒有了一丝纯洁的意味。不仅如此，它是如此不言而喻，以至于顺畅地完成它在我看来就像打牌时没有好牌需要依靠精心的布局赢得胜利一般值得重视。人们把各种各样的闲话称作“茅厕流言”不是没有道理的，厕所就是用来闲聊的角落以及服兵役时替代聚餐会友的存在。当下，我们感觉在这里比在铺着洁白瓷砖的奢华卫生间还要舒服。那里顶多比较卫生，但这里却十分美妙。

这是什么也不用想的美好时光。头顶着蓝天，地平线上挂着被照得明晃晃的黄色系留气球[3]以及高射炮留下的白烟。有时，瞄准飞机的炮弹会像一束锥形光束极速飞向高空。

从前线传来的低沉轰隆声在我们听来就像是远处的雷雨，耳边嗡嗡作响的大黄蜂都能盖过它。

在我们四周是鲜花盛放的草坪。青草纤弱的花穗摇曳不止，菜粉蝶在一旁翩翩起舞，它们飘**在夏末轻柔温暖的微风中。我们一边读着书信和报纸，一边抽着烟。帽子被我们取下放在身旁，微风拨弄着我们的头发，也拨弄着我们的话语和思想。三个小箱子在一片亮眼的红色虞美人中间——我们把人造黄油桶的盖子放在膝上，这样玩纸牌就方便了，克罗普随身带着牌。每打完一局零和纸牌[4]就插入一局改良拉姆仕玩法[5]。我们能一直这么坐下去。

从营房那儿传来一阵手风琴的声音。有时我们会放下手里的牌，张望一下。接着有人说道：“孩子，是孩子。”或者，“差点儿出错了”。在这个瞬间，大家沉默了，内心升起一种强烈又压抑的情感，每个人都能感受到它，不需要过多的言语。我们今天差一点就不能坐在小箱子上了，当时的情况可真是千钧一发。也正因为如此，一切才显得格外新鲜、强烈——红色的罂粟、好吃的食物、香烟以及夏日的风。

克罗普问道：“你们中有谁又见过克梅里希吗？”

“他正躺在圣约瑟夫呢。”我应声。

“克梅里希的大腿被打穿了，可以名正言顺地回家了。”默勒补充道。

我们决定下午去看看他。

克罗普掏出一封信来：“坎托雷克让我问候大家。”

我们都笑了。默勒扔掉烟头：“我希望他此刻就在这里。”

坎托雷克是我们的班主任，矮小严厉，穿着灰色的燕尾服，长着一张尖尖的老鼠脸，身材和绰号叫“克洛斯特堡的噩梦”的希默尔施托斯下士差不多。世上的不幸经常是由身材矮小之人造成的，这一点着实令人惊奇，他们比身形高大的人还要精力充沛、不好相处。我一直小心谨慎地避免落到小个子连长的分队里，他们大多是些该死的盘剥者。坎托雷克在体操课上给我们做了长长的演讲，直到我们班在他的指挥下统一去地区指挥部报名参军。我至今都记得他是如何透过眼镜片用灼灼的目光盯着我们并且用激动的声音发问：“同志们，你们会一起去的吧？”

这些教育者经常在背心小口袋里准备好自己的感情，每隔几小时就掏出来一些。不过那时的我们没有考虑这么多。我们中的一个有些犹豫，不太想去，就是约瑟夫·贝姆，一个和善的胖小伙儿。不过后来他还是被说服了，否则他会让自己声名扫地。也许那时不少人都和他有一样的想法，然而没有人能够真正地置身事外，因为在那个时候就连父母都会对这样的行为脱口说出“胆小鬼”。而所有人都不清楚接下来要面对的是什么。其实贫穷的普通人才是最清醒的，他们立刻把战争看作灾难，而那些处境稍微好一点的人还在兴奋得不知所措，虽然他们才应该是早一点意识到后果的人。卡钦斯基宣称，是教育让这些人变成这样，教育让人愚蠢。卡特[6]说话都是经过思考的。

出人意料的是，贝姆是最早牺牲的士兵中的一个。他在冲锋时被射中了眼睛，我们以为躺在地上的他已经死了。由于必须急速赶回阵地，我们没法儿把他带回来。到了下午，我们突然听到贝姆在叫，原来他当时只是昏了过去。由于眼睛看不到，疼痛又让他狂躁，贝姆没有利用掩体。结果在大家设法接近把他带回来之前，贝姆就被对面的敌军打死了。

人们当然不能把这件事与坎托雷克联系在一起——如果人们想说这是他的罪过，那么世界也无法运转了。像坎托雷克这样的人有成千上万，他们深信用了最适合自己的方式尽到了最大的努力。而在我们看来，他们的失败也正因于此。他们原本应当是我们通向成人世界的介绍者与引路人，引导我们通向工作、义务、文化、进步的世界，通向未来。虽然我们有时会嘲笑他们，用些小恶作剧捉弄他们，但在本质上我们是信任他们的。在我们的思维中，他们是权威的象征，代表着更高的理智与更人道的知识。然而，我们亲眼见到的第一个牺牲者粉碎了这种信念。我们不得不认识到，我们这个年纪的人比他们要诚实得多，他们只是在说空话和耍机灵方面领先于我们。首战的炮火揭露了我们的错误，他们传授给我们的世界观也在炮火之下崩塌了。

他们继续在写、在说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战地医院和死人——他们把为国家服务称作最伟大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已经明了，对死亡的恐惧比伟大还要强烈。我们不会因此就变成叛徒、逃兵和胆小鬼——他们总是如此轻易地说出这些词，我们和他们一样热爱自己的家乡，我们在每次进攻时都勇敢向前——但是，我们现在有了分辨的能力，我们学会了用自己的眼睛看。我们看到，他们的世界**然无存，我们在突然之间就孤立无援——而我们必须独自克服这一切。

在动身去看克梅里希之前，我们把他的东西都收拾好了，他在路上的时候应该要用到这些。战地医院里一派繁忙景象，闻起来始终都是煤焦油、脓和汗水的味道。出身兵营的人可以适应很多事物，但这里真的让人不舒服。我们问了一路才找到克梅里希。他在一间大厅里躺着，用混合着高兴与无助不安的虚弱表情迎接了我们。他在战场失去意识的时候，有人偷走了他的手表。默勒摇了摇头：“我一直和你说，不能随身带这么好的表。”默勒有点笨拙和自以为是，不然他不会开口，因为大家都看出来，克梅里希再也不能走出这间大厅了。他还能不能找回自己的手表已经无所谓了，人们最多会把表寄回他家。

“感觉怎么样，弗朗茨？”克罗普问道。

克梅里希垂下了脑袋。“还行——就是脚疼得厉害。”